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转型升级的新的奋斗目标。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要不要同步推进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主要有哪些、如何把握社会治理的相关关系，弄清楚这些问题，无论对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还是对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这在党的政策和理论上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中有两种与此相关的倾向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一些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认为社会治理方面的事不是分内的事，应由社会建设的主管部门去考虑，从而人为地为社会治理留下了不少后患。二是一些在社会建设领域工作的同志，出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急迫心情，脱离实际情况，提出的有关社会治理方案和措施超过当地财力。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统筹协调的理念。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不能就经济建设论经济建设，不仅要考虑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落实一岗双责，更不能人为地给社会治理工作预留各种“陷阱”。做社会工作的同志也要有经济工作的视野，提出的社会治理措施要符合本地发展阶段的实际，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也不超越发展阶段，更不能陷入“福利陷阱”。

党的领导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大量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摆正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不重视社会治理工作，实际上是放松或消弱了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有些在部门工作的同志面对社会治理主体多样化、多元化的实际，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不重视、忽视或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在滋长，成为一种新的重要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廓清了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归纳起来，有两方面的思想和制度成果应为核心要义：一是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类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二是明确了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因此，在社会治理中，我们既不能走过去党委包办代替的老路，也不能不要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或弱化党的领导，而要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路。这条新路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唯一正确之选择。

局部性社会治理和全局性社会治理的关系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上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表现的另一形式。本来局部性社会问题由各地自主去办、自主去解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行得通的，也算是一条好经验，但在信息化时代，在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且具有普遍价值的背景下，全局性的社会问题最好有全国统一规范的解决方案，否则依然遵循过去的老办法，即先由地方自主创新寻找解决办法，然后总结经验，再拿来指导全国各地实践的老经验，往往难以奏效，甚至弊大于利。为此，在充分研究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要科学论证，区分两类不同情况：凡属于地区性、局部性的社会问题，尽快由当地的社会治理主体去解决；凡属于全国性社会问题，或将会引发全局性连锁反应的社会问题，不应由各地自主去解决，而应加强全国一盘棋考虑，先进行顶层设计，设定好目标及其路线图，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共同预期，各地再按照一盘棋的要求去实施。

社会治理中“硬”和“软”的关系

社会治理上的“硬”，一般是指治理主体态度上的强硬性、治理制度上的严厉性、治理手段上的刚性，如进行公开批判、采取法治手段等等；社会治理上的“软”，是相对于“硬”而言的，一般是指社会治理多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感化、典型引路等方式进行的。作为方式方法和手段，“硬”和“软”本身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关键看运用的时间、地点和对象，一句话即关键看客观效果。在实践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是比较多的，如有的同志面对错误思潮不敢发声、不敢亮剑；有的地方对群众不切实际的要求，不敢批评、不敢抵制；有的该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却不去做，奉行“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种该“硬”的不“硬”，该“软”的没有“软”的情况之所以屡屡发生，之所以没有做到“软”“硬”结合，虚实结合，法治和德治并举，这都是由于缺乏对社会治理时间、地点和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主观主义作祟所致。

立足自我创新和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的关系

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到处去学习别人的做法和经验，谈起他人的经验一套一套的，但对自己的情况所知了了。不是说不该去学习借鉴别的地方甚至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但这里确实有一个摆正立足自身创新和借鉴别人经验的关系问题。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很突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别较大，经济发展对社会治理提出的要求和社会治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方案应是不尽相同，“别人的药治不好自己的病”。要搞好本地区的社会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调查研究，摸清问题症结，研究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逐步加以解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突出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地区特色。至于国际经验、国外实践，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和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关系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铺天盖地，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变革的时期，有的同志认为现在社会治理工作方便多了，也快捷多了，认为只要上上网、动动手指就够了，传统的群众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这种思想和认识是不正确的。确实，看不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但以为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就不必再面对面去做群众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有的群众说，他们那个地方虽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但干部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却拉远了；通过互联网、手机的联系多了，但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感情沟通却少了，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我们必须要纠正这种片面性，既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特别是善于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应用正确的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处理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社会治理所面对的一系列关系，化解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