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声：张坤

近期，中青报围绕大学生就业、创业等成长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深入调查、公正监督、积极维权，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也有少数相关当事者误解甚至扣了顶“影响大局”的帽子。

理直气壮维护青年权益，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具体报道中若有事实、角度值得协商和批评的，一定虚心改进；具体传播过程中，建设性提出推动相关问题有效解决的方案，一定积极配合。

但对于笼统扣上“影响大局”帽子来指责的，就值得商榷。

其实，一些有影响力的青年维权报道因受到重视，不仅没有“影响大局”，而且对于更好地讲政治、讲大局，发挥了积极正向的作用。

比如，不久前的一组《大学生创业维权心酸之路》全媒体稿件，在有关领导重视下，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专题调研推动了更深层次问题解决。

这组系列青年维权报道对于推动制度建设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表示，“此次调研将以李恒的典型个案解剖，基于知识产权如何发挥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保障作用，探讨在双创过程中知识产权权益人的权利如何保护，面临哪些制度性障碍，专利法的修改、制度层面建设怎样有力推动双创，形成专题报告呈报国务院。”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也表示，武汉市为了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正在积极筹备成立专门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对像李恒这样的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给予咨询、指导和帮助，近期即将启动。

作为青年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虽有较高知识水平，在法律上大多数虽已是成年人，但在心理、社会经验上，他们依旧是孩子，远离父母，缺乏必要经验和心理素质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在成人社会中，大学生还处在弱势地位，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都有所欠缺，导致大学生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且在受侵害后感到势单力薄，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放弃维权。极少数大学生因心理未受及时疏导，还走上了轻生等不归路。比如，媒体披露的非法传销组织设陷阱、非法校园贷款敲诈设圈套等，都将极少数受骗上当的大学生逼上绝路。

所以不仅是媒体，社会、学校、家庭都要共同发挥好维护青年权益作用，形成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合力。

比如共青团等组织正在依法加大对青少年维权的力度，同时和相关部门携手，共同推进处理好个案保护和建立机制的关系，一方面着力解决当前侵害青年权益的问题，另一方面建立维护权益的法律保护机制，如成立援助部门等，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方面，就是运用好线上线下新媒体平台，创新和深化对青年的服务。

成为真正的青年友——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追求。

◆ 相 关 阅 读

李文星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会这样迎接自己唯一的儿子、那个被全村人都认为“最有出息的好孩子”回家。7月22日，在全村人的唏嘘声中，李文星的叔叔和姑父用一个双肩背包把他的骨灰背回了老家——山东武城县郝王庄镇仁德庄村。

上一次李文星在村里被如此瞩目，还是2012年他以630分的高分考上东北大学时。“从农村考上名牌大学的，一共也没几个。”村支书老李说。

老李是看着李文星长大的，“这孩子懂礼貌，见到我就打招呼，从小成绩就好，不让人操心。”到现在他也不明白，这么好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溺死在天津的一个水坑里的。

记者8月3日凌晨获悉，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确系陷入了一个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

他性格温和，但拧起来“拦不住”

在认识李文星的人描述中，他性格有些内向，但对身边亲近的人都很好。村支书老李回忆，他“话不多，挺温顺”。李文星的双胞胎妹妹李文月对媒体形容，“哥哥是一个温和的兄长，即使被我惹生气，他也从来不发火。”

陈远（化名）是李文星的大学同学，今年两人又在北京同租一间出租屋，每天的相处和一次次深夜卧聊中，他明显感觉到，表面看似平静又善解人意的李文星，在人生选择上始终有着自己的坚持，“其实挺固执的”。

李文星来自山东农村，“家境很一般”。后来陈远才知道，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其实是李文星的第二志愿，“他心气儿高，第一志愿是想学计算机。”

两人所学的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需2500元。大学里，李文星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而是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勤工俭学，“每次能挣40元~70元不等，算是挣点生活费”。

毕业后，李文星对同学和亲属都多次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所学专业的相关工作，“他还是想做跟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李文星到北京学了几个月JAVA编程，随后在一家信息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发工程师。但两个月后，他因“个人原因”辞职。“可能是薪水太低吧，听说每月只有2000元。”陈远猜测。

起初，李文星住在堂哥在北京的家里，后来陈远也到北京找工作，两人便在天通苑附近合租一间出租屋，每月每人800元租金。他曾对陈远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希望求着、靠着别人”。

通过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陈远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李文星沉不住气了，此前他到北京学编程的1万多元学费是向家里要的，辞职后身上的积蓄也渐渐用光。那段时间，李文星每天就是坐在电脑前刷各种求职信息，“他一心想快点找到工作，越来越急迫。”

5月15日，李文星也通过“BOSS直聘”找到一份工作。一名自称“北京科蓝”公司的招聘人员跟他取得联系，但事后发现，这是一家冒名的“李鬼”公司。

几天后，该招聘人员电话面试李文星后，让他马上到天津高新区报到，并称天津项目为期一个月。

李文星跟陈远讨论过这个工作机会，也有过些许犹豫。陈远对这个去异地的招聘信息提出了怀疑，但李文星“太想要一份工作了，心很急”。陈远记得，李文星曾拒绝过一家在天津的单位提供的工作，可这一次，他没来得及打听这个公司的背景，就背着电脑和简单的衣物，买了一张高铁车票从北京直奔天津。

陈远形容他这一次，“特别拧，拦不住”。

行为反常 疑被传销组织控制

5月20日，只身到天津应聘后，李文星变得让身边人都不认识了。

他隔很久才会在微信上回复陈远一个“嗯”；妹妹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另一头的态度特别冷淡。前一天他还给陈远和妹妹分别用微信发过自己的定位，位置信息显示为静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商业广场；第二天又告诉陈远自己离开天津去石家庄了。

事发后，陈远和李文月都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就说明他一到天津就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微信总是不回，电话态度冷淡，是被控制的典型特征。”听说“李文星案”之后，如今在北京工作的26岁的于海后背直发凉。去年夏天，他曾被多年未联系的同学通过QQ聊天骗到天津静海落入一个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中，经过一个月的“隐忍挣扎和斗智斗勇”，他不断找机会向同学和亲人发出各种求救信息，才最终获救。

他回忆，同学让他先到天津西站又辗转到静海火车站后，见到了来接他的几个男子，“20多岁，4个人，说是替我同学来接我。”随后，其中一个男子便借口要看于海手机里都存着哪些好听的歌，把他手机要走，就不再还给他。“之后，我朋友、亲人给我发微信、QQ，都是他们替我回复，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他们会打开免提，在一旁指示我如何回答。”李文星的反常举动，和他当初深陷传销组织时十分相似。

陈远说，5月25日，李文星突然微信联系自己，称要借500元。陈远当时有些迟疑，让对方语音说话证明一下是本人，很快收到李文星的语音回复“你转到我支付宝里就行”，陈远没听出异样，转了500元给李文星。

又过几天，李文星再次微信联系陈远。连着说了几句平时两人不太说的话，“在吗？”“吃了吗？”随后又开口借钱，说要还蚂蚁花呗。同一天，李文星的另外一位同学也收到他的借钱消息。

去天津之前，李文星从未向陈远借过钱。熟悉李文星的同学都知道，“他自尊心强，从不找人借钱”。然而就在大家心存疑惑的时候，当晚，李文星本人给同学们分别回了电话，回复很简单“我没什么事”。

李文星家人事后告诉陈远，他还曾给家里打电话问家里的电话号码。而李文星拨给家人的最后一通电话，是7月8日晚上9点多。他电话里说了一句：“谁要钱也别给！”

这或许是李文星向家人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6天后，7月14日，在静海区北外环南侧100米、西外环西侧附近的一处水坑里，李文星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发现。经消防队打捞，在随身物品中发现传销笔记和身份证，显示人员为李文星。

根据天津静海区公安分局“关于李文星非正常死亡警情说明”，其衣着完整，经法医对尸表进行检查，未发现外伤。7月20日，经家属同意，对李文星尸体进行了解剖尸检。经检验，李文星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生前误入传销组织“蝶贝蕾”

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陷入的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是个非常顽固的在各省流窜的传销组织，2006年网上便已出现该传销组织的相关新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传销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个“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中国北方浸淫多年，“在天津静海区盘踞很深，大港区、西青区等地也都有聚集点”。

警方通报称，河南男子杨某（23岁，传销组织人员）伙同陕西男子陈某（24岁，传销组织人员），利用手机和邮箱在“BOSS直聘”上冒用科蓝公司之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李文星投发简历后，陈某即与李文星在网上进行了接触，以高薪待遇骗取李文星信任。

李文星于5月20日乘坐高铁从北京到达天津南站，由陈某的委托人张某（男，24岁，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传销组织低层骨干人员）接站。之后，按照传销组织寝室长胡某（女，20岁，江西省人）要求，由几名传销人员将李文星控制。

警方目前仍在对李文星到达静海后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对溺亡现场周边的摄像探头进行调取辨看，查找线索，并查找李文星生前联系人中的可疑人员的下落。

6月18日，闵某（男，24岁，上海人）等10名被困传销组织人员被静海区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从传销组织中解救，闵某称其6月与李文星一同被困在静海镇杨李院村一传销窝点中长达一周，至闵某被解救前两日，李文星被传销人员转移至其他寝室。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6月18日被解救的10名被困人员了解情况，力争发现李文星被转移寝室的相关线索。

警方从李文星的尸体上找到的记录本中记录的内容疑似传销组织的洗脑内容，根据以往掌握的传销组织的特点，新人员进入传销组织后先要被控制、洗脑，控制期间没收手机、身份证和钱物，洗脑完成后，对传销活动予以认可，便可随意出入。据此，李文星死亡前或已是传销组织中可自由活动的人员，警方结合尸检认为他杀可能性不大。

经过20天的工作，此案已被警方立为非法传销案件进行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嫌疑人陈某、张某刑事拘留。

通过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找工作的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最近被发现在天津市静海区溺亡。当地警方根据他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认为他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案件正在调查中，但李文星之死无疑又一次暴露了网络招聘平台的严重漏洞。这类平台一直是求职诈骗高发的“雷区”。暑假又至，不少大学生开启“假期兼职模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发现，看似宽阔的兼职之路也布满雷区，涉世未深的大学生频频中招。

QQ群里“黑中介”

今年暑假到来之前，福建某理工类院校大二学生陈海森就盘算着“趁着假期去打打工，为以后出门旅游攒点钱”。他通过一个QQ群找了一个到苏州兼职的机会。

7月7日，陈海森在一个QQ兼职信息群看到一则招聘信息：寻找暑期愿意到“国内著名科技公司”在苏州的配件加工厂从事产品组合、包装、检验等简单工作的大学生。薪酬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一个月大致为2500～3500元，包住宿和一顿午餐。只要做满一个月，即可报销来回车费。

“报酬合理，工作看起来也不会很辛苦，还能报销路费，挺划算。”陈海森心动了。

由于大一曾在该群找到一份兼职并拿到报酬，陈海森并未多想，就加了信息发布者为QQ好友。对方向他提供了一名吴姓男子的联系方式，称这是带队的中介人员。

在电话里，吴姓男子与陈海森约定，7月12日到达苏州火车站，乘坐由他们组织的班车到苏州工业园区，经过简单面试和体检即可上班。

“他在电话挂断前还特意提醒我说记得保存好车票，方便后期报销，我觉得挺正规的，也没多问其他的。”陈海森回忆，自己求职心切，竟然忘了要求验证对方的真实身份，也没有问清签合同等具体细节。

7月12日，陈海森如期抵达苏州火车站。他发现，十几名来自福建不同地市的大学生也选择到这里兼职。

前往工业园的大巴上，一名自称也是中介的男子要求十几名大学生每人先交200元保证金，理由是带这么多人进工厂有风险，万一有人不打招呼跑掉，工厂会向他索赔。不过他承诺：“这些钱等到正式入职了就会发还。”

有学生提出要先看劳动合同再交钱，该男子不情愿地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但还没等陈海森等人看清具体内容，他就急匆匆收起来，称“很快就要到工厂了，你们先把钱给我，不然进不去，合同等进厂就会签订”。

来都来了，还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十几名大学生选择了交钱。但到了工厂后，他们发现，很多情况和之前招聘时所说的并不一致。

首先，这只是一家小工厂，工作岗位与描述的不尽相同，有的岗位还需要上夜班，薪酬待遇与承诺的也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工厂工作人员说，只需要4到5名兼职大学生即可，容纳不下十几个人。

这时，又一名自称中介的男子出现了，表示因为工厂的订单出现了下滑，招聘计划有变。他声称会对此负责，除了退还每个人200元的押金，还会帮在场所有人找到兼职，并建议他们先住到临近的“宿舍”。

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有学生选择返程，因为还没满一个月，交通费无法报销。

陈海森等人接受了这一安排。他们收到了200元退款。对方原本承诺他们住在工厂，既然工作都没找到，“宿舍”也换成了小旅馆。

过了两天，这名男子来到小旅馆称，已经找到新的工厂，但需要交300元保证金、200元培训费以及50元工装制服费用。保证金会在他们入厂之后如数返还。

“之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把200元退还给我们，应该还是靠谱的吧。”陈海森当时想，如果他们真要诈骗，早卷钱跑了。于是，他和其他人都交了钱。

但没想到，被带到工业园后，这十几名大学生又遇到了和之前一样的情况：岗位不固定，报酬低，不能承诺所有人都留下。

经过漫长的交涉甚至报警，陈海森等十几名大学生最终要回了各自的550元以及一部分住宿补贴。

设在厦门市公安局的厦门市反诈骗中心一名负责人表示，通过中介寻找假期兼职，不可轻信招聘信息，一定要先弄清用工单位和中介机构的资质，看该中介机构是否具有《职业介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对于要求先交费的，一定提高警惕，交钱时注意索要正规发票，留存证据。应聘成功后，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

这名负责人强调，如果遇到外地分公司、分厂的高薪招聘，求职者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可以先拨打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公开电话查询企业信息，切不可轻信中介的口头许诺。

在上海一家服装厂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刘丽婷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正规企业的岗前培训一般都是免费或者带薪的，这会包含在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里，并不会委托中介事先收取。如果要求交这部分费用，就应该提高警惕，避免受骗。

“兼职刷单”最需提防

在江西某大学读大二的林冬有逛论坛的习惯。7月15日晚，他在论坛上无意中看到一条信息：“淘宝商城新店招刷单人员，每单报酬10～15元。只需要动动手指，日赚百元不是梦！”

更引起他注意的是，下面还有3条评论：“感谢发福利”“亲测为真，干了一个星期，赚了600多元”“用挣来的钱换了新手机，倍儿有面！”最后一条评论还附了一张新手机的图片。

“反正暑假期间也没啥事干，不如做个兼职挣点小钱。”林冬通过广告上留下的微信号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并按照要求将姓名、职业、联系电话、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悉数发了过去。

很快，对方传给林冬一张简历表，表示“我们是正规的广告公司，请务必认真填写表格，如含有虚假信息将没办法兼职。”简历表上要求提供的信息和林冬先前提交的信息基本一致，其中“个人经历”一栏写成了“各人经历”。

但这个别字并没有引起林冬的警觉。第二天，对方告诉他，兼职申请已经通过，可以开始工作“刷单”了。

第一单，对方给了林冬一个180元的台灯的淘宝链接，林冬付款并填写了五星好评后，对方很快将180元本金及“佣金”15元通过支付宝转给他。第一笔刷单成功且有返利，这让林冬非常开心。第二次，对方让他“刷单”购买2部手机，一共3500元。这次，对方并没有及时返还本金及佣金。

“我这边系统有点延迟。要不这样，你把1000元的空气净化器也一起刷掉，我把两单的费用一起转给你，再额外补给你20元。”在对方的催促下，林冬又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正当林冬期待转账时，却发现对方已将他拉黑。他知道自己上当了，随即报了警。

警察告诉林东，网购刷单是一种以虚假的销售量信息获取消费者信任的行为，破坏了诚信体系和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应聘网络兼职和工作过程中，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不要盲目相信高回报，应注意保留对方的信息以便维权。

在58同城网站的线上举报平台，涉及所有招聘业务线的举报中，对兼职刷单类欺诈的举报占到69%，受害者人均被骗金额高达3200元，远远高于其他类别互联网欺诈的人均被骗金额（1000元左右）；其次分别为预付费欺诈和“黑中介”欺诈。

找到了工作，掉入了租房陷阱

7月初，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四毕业季增添求职砝码，湖南某大学大三学生钟伟航到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兼职，约定的报到时间为7月10日。

钟伟航原本打算7月8日提前去上海，先到朋友家借宿两天，利用上班前这段时间找个住处。但到上海后他才发现，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周边房子不仅租金高，而且房东大都不愿意短租。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钟伟航在网上看到了一条租房信息，价格是他认为比较合理的，装修是他喜欢的日式风格，房东还愿意短租。

他通过微信联系了“房东”，对方表示，要不是自己因为工作需要到北京锻炼一年，才舍不得将自家房子拿来出租。二人约定次日下午见面看房。

“需不需要提前交订金？”为了测试真伪，钟伟航故意抛出这个问题。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彻底放心了，还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刚到上海就遇上了小幸运，希望是个好开始。”

第二天下午3点，准备赴约的钟伟航接到“房东”电话。对方称自己临时要去成都出差，会委托朋友代其签约。

下午4点半，自称是“房东朋友”的男子来电，告诉他再有5分钟就能到达指定地点。接着，“房东”又打来电话，称他朋友赶时间，待会儿把钥匙拿给钟伟航就要马上离开。为节省时间，最好是先把首月租金3000元通过支付宝转给他，至于押金可以等他出差回来后再当面交清。

就在钟伟航迟疑之际，“房东”对房屋进行了详细描述，甚至特意嘱咐他记得帮忙打理阳台上的花草等事项。他相信了，转了3000元过去。

但随后，“房东”与“房东朋友”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58同城发布的《2017年暑期生活安全报告》称，线上举报平台的租房类互联网欺诈中，人均被骗金额约为2560元。92%的欺诈者通过网络在异地实施诈骗，其中一些骗子会购买与诈骗地手机号码归属地相同的“黑卡”手机号码，伪装成本地交易，麻痹受骗者。通过异地作案、多手机号作案等手段，这些租房欺诈者更容易摆脱平台的监管甚至警方的追踪。欺诈者会编造虚假房源，通过伪造的房产证与身份证博取租房者信任，随后以不在本地、身体不便、家庭对出租房屋有争议等为由，要求租房者先交订金或房租。

从举报者的年龄来看，90后占了44%。这类人群社会经验相对缺乏，网络安全意识有待提高，更易陷入租房欺诈的圈套。绝大多数人在见到房东或房屋之前，就提前打款。

从前期找工作到后期维权，陈海森的这个暑假花了20多天，收获的只有教训。7月28日，“出师未捷”的陈海森，踏上了从苏州返回福建的火车。回想自己的求职经历，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句感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